清末为什么只提丧权辱国，不提民间疾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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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1年秋天，李鸿章在《辛丑条约》上画了押。
4亿5000万两，39年还清，本息9亿8000万。
这个数是怎么算的？
照人口，当时中国四亿五千万人，列强说，一人一两。
不管你是总督还是佃户，是秀才还是刚满月的孩子，都欠一两。
这钱不用你签字，不用你点头，只要你活着。
钱从哪儿来呢？
朝廷拿不出，户部就把这笔账切成块，一块一块扔给各省。
每年2121万两。
督抚们接到摊派单，第一反应都一样：无款可筹；
第二反应也一样：往下摊。
摊到田赋，摊到盐斤，摊到厘金，再自创一个名目叫"赔款捐"，按亩收，按粮加。
从1895年到1905年这十年，田赋加征7成。
盐从每斤27文涨到44文，中间硬塞进700来项杂税。
浙江收"粮捐"，粮食买卖每两抽300文；
还有"房捐"，房租抽一成。
甘肃那年认了三十万两，穷得叮当响，怎么凑？
十七万两从罂粟地税里出。
这是整件事最脏的一环。
为了还打赢我们的洋人的钱，官府鼓励种鸦片，抽鸦片的税。
粮越种越少，烟越种越多。
到1906年，市面上流通的鸦片九成是国产的。
粮价一涨，先饿死的是不种烟的佃户。
所以赔款不是国库里变出来的，是从地里刮的，从锅里刮的，从下一代人的骨头里刮的。
而这条链子最惨的那一段，课本上只有四个字：民不聊生。
其实还是有数字的，1876至1879，华北四年大旱，史称丁戊奇荒。
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直隶、山东，死了1300万上下，学界从950万估到2000万，山西一省1600万人，死掉500万。
曾国荃给朝廷的奏折里写：赤地千有余里，饥民五六百万。
树皮草根吃光了，挖观音土，白泥下肚，几天后腹胀肠裂。
他派去查赈的阎敬铭回来说，走了两三千里，眼里看见的都是骷髅一样的人形，耳朵里全是男人哭女人叫，路上骸骨堆着，车绕不过去，每天饿死的不止一千人。
一个叫王锡纶的读书人写得更直白：饿死者十之五六，有整村死绝的。
父子相食，母子相食。
同一时期北京在干什么？
1888年颐和园开工，同年北洋海军停止购舰，这两件事前后脚，谁也没耽误谁。
于是回到那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记得"丧权辱国"，不记得"人相食"？
因为"丧权辱国"这四个字，主语是朝廷，宾语是脸面，整句话里，没有一个人。
它本质是一份财务报表，哪块地割了，哪个口开了，赔多少银子，精确到两，但它不记人命，人命在那个账本上是入不了账册的。
记账的人是谁？
是士大夫，是读书人，后来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家。
他们看得见条约，因为条约在他们的世界里；
他们看不见山西的粮价，因为粮价不在他们桌上。
这不是心肠坏，是所处的位置不同。
何况"国耻"这个叙事太好用。
它能把一盘散沙的人捏成一个"我们"，能让人忘掉内部的裂缝，一起去恨外面，所以它被反复讲，讲了一百年，讲成了常识，以至于讲到最后，那个"我们"里，谁付钱，谁签字，谁被卖掉，全糊在一起了。
那些条约确实辱，这我不否认。
但一个国家的痛，如果只记得被外人打的那一半，不记得自己人怎么饿死的那一半，这个记忆是瘸的。
瘸腿的记忆会长出一种很怪的东西：对外特别敏感，对内特别能忍，能为一百年前的一两银子愤怒，对眼前的一斤粮价无感。
1901年那一两，最后是山西某个农户交的，他交的时候大概不懂什么叫"国"，只知道官差来了，粮没了。
他却不会写进课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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